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
发布时间：2014-09-17 信息来源：邓州党史方志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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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道才（2002年11月）
邓县的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1969年5月，发展于1970年，衰落于七十年代初中期，停办于1980年。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六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以大批判引路，全面清理阶级队伍，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时的邓县革委会在这场红色迷茫中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一场对农村医疗制度的革命。
1、兴起与发展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元庄公社油李大队闻风而动，几天之内，率先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所。贫下中农兴高彩烈步行40多里向县革委报喜。翌年4月，邓县革委会遵照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向全县发出《关于开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宣传发动，明确专人负责，成立专门办事机构。之后，县革委在县党代会上对实行合作医疗作出决议，各公社还组织起由革委会成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医生、卫生员、教师组成的３万多人的宣传队，深入饭场和田间地头，宣讲合作医疗的重大意义，使合作医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是年５月，彭桥公社钟楼大队成立了邓县第一个合作医疗站。医疗站成立那天，该公社举行了隆重的庆贺大会，南阳地区卫生局孙子系、邓县革委会赵兴金等到会祝贺。此后，赵集、十林公社相继办起医疗站，县革委分别在当地召开现场会，借以向全县推广。到同年７月，全县563个生产大队中，已有334个实行了合作医疗，占69.3％，偏远山区和医生较少地区实行几个大队联合办合作医疗。止1970年12月，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达543个，占96.4％。时，全县有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给农村卫生员或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一个带极左标记的称呼。首次出现于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它是江青一伙狠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战线”的产物。1985年１月卫生部门作出决定：不再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2629人，卫生员6361人，基本实现了公社有合作医疗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卫生站，生产队有卫生员。初步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２、经济来源：
（１）公社卫生院的经济来源是：1970年前，由地方财政供应；1971年至1980年间，由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分配拨款；1981年实行财政包干。
（２）大队合作医疗站的经济来源有４条渠道：一是生产大队投资；二是生产大队与生产队共同投资；三是生产队和社员共同投资；四是社员投资。合作医疗站初办时，广大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据资料记载，群众中有的腾房子，有的送家具，有的采集野生药物，有的献土单验方。有的小队一个上午就筹齐了合作医疗款，有的大队一天筹齐了合作医疗款。林扒公社姚李大队社员姚万来看到有些户钱一时不凑手，怕影响合作医疗站按期开诊，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200元钱交给卫生站。高集公社高集大队社员丁生芝把自己准备盖房子用的钱借给大队办合作医疗卫生站；中楼大队女社员高秀英听说办合作医疗，将自己卖一头猪的钱80元全部交给卫生站使用；该大队五保户柴金丛，按政策规定本不应该交钱，他把钱交到生产队，小队干部不收，又跑到大队卫生站，直到钱被收下后，才放心离开。
３、办医形式：
当时兴办合作医疗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生产大队单独办，二是社队联办，即生产大队将合作医疗资金的30％上缴公社卫生院，社员有病到公社卫生院看病住院不收费。
４、办医方法：
主要采取三土（土医、土单验方、土法上马）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办法，即发动群众利用农闲时间采集野生药物，动员群众自种药物，由县下达计划，集体种植药物。当时，涌现了张村公社崔坡大队从丸、散、膏、丹到针剂都能制作的制药典型；刁河公社十里铺大队在30亩苹果园里套种元胡等20多个药品的种药典型。上述两个典型的经验曾在全县推广。
５、管理方法：
为了加强对合作医疗的领导，各社、队都经贫下中农讨论，建立了由贫协代表、革委会成员、赤脚医生、卫生员等５－７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每个生产队建立领导小组，实行民主管理、经济公开的制度，要求帐目一月一公布、半年一结算；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广泛听取意见，改善服务态度，不断完善合作医疗管理制度。按照政策规定，凡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看病吃药，一是看病吃药不收费，二是看病吃药只收门诊费，三是只交药费成本的20％－30％；四是外出看病用药全报，或只报销药费的40％－60％。
此外，对急慢性病人和四类分子子女就医问题也作了规定。急重病人药费超过100元以上者，由大队管委会研究，交群众讨论，由大队卫生站解决一部分或全部。长期慢性病人吃药，可自费一半，确有因难者，经群众讨论，可适当照顾；慢性病急性发作，可享受合作医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子女要求参加合作医疗的，经群众讨论，政治进步、劳动态度好者可以吸收，但不能和贫下中农享受一样待遇。
６、赤脚医生的待遇：
主要有四种：一是享受本大队干部同等报酬；二是发固定工资（当时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正式医生月薪29元）；三是给予误工补助；四是半医半农。生产队卫生员一是给误工补助；二是补助固定工分。
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与衰落
在大动乱年代，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农村合作医疗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涌而上，遍及96％以上的社队。贫下中农意外地吃药不掏钱，过上了医疗“共产主义”。但由于准备不足，社会物质匮乏，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医生稀少，人们的思想觉悟低下等原因和管理上的缺陷，使得这一“新生事物”昙花一现，很快夭折。
１、滑坡：
1971年４月６日，邓县民政卫生局下发关于转发《新乡地革委文卫局关于部分县社队停办合作医疗的情况报告》的通知，指出我县部分社、队也有类似情况。要求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坚持合作医疗方向，排除干扰，警惕阶级敌人破坏，使合作医疗越办越好。但事与愿违，到1974年２月，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仅剩８％。从1970年底的96.4％到1974年初的８％，农村合作医疗从高潮迅速走向低谷，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人们所始料不及。为扭转这一局面，邓县卫生局在１９７４年２月关于《农村卫生革命和建设的意见》中说：对合作医疗“支持不支持,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也是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在办合作医疗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力争年底前有70％以上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75年普及的基础上巩固提高。”
2、办校：
1974年8月，为解决农村缺医的问题，县革委下发《关于训练赤脚医生的通知》，要求力争在四、五年内，将全县1800名赤脚医生队伍中的70％需培训的轮训一遍，时间一年，达到中专水平。要求各公社卫生院要采取跟班实习、短期培训等形式培训赤脚医生，也可与院校挂钩举办“红医班”。9月，邓县赤脚医生学校（1977年改为邓县卫生学校）建立。卫校从1974年到1980年，共举办20个班次，培训赤脚医生及乡村医生1562人，缓解了农村缺医的矛盾。
3、徘徊：
粉碎“四人帮”后，邓县合作医疗有所恢复。到1977年初，全县实行两级管理、三级防治的卫生院有刘集、十林两个公社，实行全疗的大队卫生站已恢复到127个。为加快合作医疗的恢复，邓县卫生局于1977年３月制订了当年《卫生革命规划》，计划1977年底，张村、彭桥、文渠、白牛、城郊、罗庄、夏集７个公社要实行两级管理、三级防治；实行全疗的大队卫生站要恢复到300个；培训赤脚医生750名。但是，在“两个凡是”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合作医疗院、站的恢复十分缓慢，原来计划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4、转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决定：从1979年元月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翌年３月，邓县卫生局召开公社卫生院工作重点转移座谈会，会议认为，要做好卫生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预防和治疗并重，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要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把全体医药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第二，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加强医药卫生事业机构的管理，在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各卫生院有权决定本单位的经费开支、设备购置、人员调配、考核奖惩。对各卫生单位的经费补助，要逐步改变单纯按工资额进行补助的办法，实行经济核算按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数量定额补助。要逐步实行任务、人员、数量、质量、时间的五定责任制。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奖金奖励。把办好卫生事业和完成任务，同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在奖罚制度方面，当时的王良公社卫生院和县中医院已探索了一些作法：对科室人员按基本工资定任务，实行超产奖。对行管、防疫人员实行讲评，分出一、二、三等进行奖励。在执行奖罚制度中，他们严格掌握六点：（１）奖励问题应以精神奖为主，适当给以物质奖，但必须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给以奖金奖励。（２）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作，只准加强，不能削弱。坚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对防疫、妇幼人员平均奖金不得少于科室人员奖金的平均数。（３）全院每月奖金不得超过业务总收入的14‰。（４）支书、院长、防疫组长、医疗组长、会计的发奖，要分别和县局政工组、业务组、财务、防疫站通气。（５）各卫生院要加强经济核算，经费要优先满足购药需要，加速资金周转，把应该收入的收入过来，要严格财经纪律，纠正财务混乱现象。（６）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掌握一切为了预防疾病、治疗疾病、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保障人民健康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三，要加快实现医学科学技术现代化，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座谈会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地方病防治方面。当时，疟疾是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影响生产最严重的地方传染病。为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对全县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共5835人进行了灭疟知识的培训。在三、四月份，对白落、张村、彭桥、孟楼、林扒、王良、都司、构林、刘集、杨营、桑庄等十一个公社584855人进行了休止期治疗，其中正规治疗的490175人，正规率为83.8％。其中的14个公社对有疟史的患者8352人进行了服药，其中正规服药的7779人，正规率为93％。在休止期治疗工作的同时，结合爱卫运动进行早春灭蚊和复发期现症病病人的管理。由于当年疟防工作抓的比较紧，行动的比较好，从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复发期的病人。截止当年6月底，全县共发生疟疾1071人，较1978年同期发病13321人下降91.9％，为了压低７、８、９三个月疟疾流行高峰季节，除管好现症病人外，从５月中旬开始，全县共加工药化食盐3485800斤，此项工作的开展，对疟疾的防治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年７月发疟661人，比1978年同期3867人下降82.4％。
在防治各种传染病的同时，还采取计划免疫的办法，来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1979年上半年，共完成７种生物制品441051人份，并有97.9％的大队建立了学龄前儿童预防接种卡片，并设专柜保管。使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脑菌苗接种后发病率只占27.16／十万，与地区其它县发病率31.2－483.8／十万相比，低４个百分点，在全区计划免疫检查评比中，邓县被评为第一名，荣获一等奖。
是年9至11月，为贯彻落实省革委《关于加强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意见》的精神，县革委责成卫生局组织力量，从9月26到11月30日，历时两个多月，对全县赤脚医生队伍进行了全面的考核整顿。时，全县有25个公社、537个大队，原有赤脚医生2854人，经考核调离出站的146人（其中清除27人，因医药知识太差，继续学习有困难、而改做其它工作的119人），少数卫生站规模较大，作为专职行管的25人。审定2721人（包括年老体弱、作为编外对待的老中医25人，新进待训的38人，正在县卫校学习的41人），其中发任用证书的1894人，占69.7％，发试用证书的827人，占30.4％。通过考核整顿，稳定了农村卫生队伍，提高了从业人员素质，改善了医疗作风和服务态度。考核整顿中，还恢复和巩固了部分合作医疗机构，仅十林公社就有17个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得以恢复和巩固。
邓县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和巩固，虽经各级、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但最终难以如愿。到1979年底，全县坚持合作医疗的大队卫生站只有10％、90％的合作医疗站改为大队卫生所，由大队投资、社员看病自己付款。1980年，全县542个大队，全部成立了大队卫生所。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医疗卫生革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几点思考
纵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使我们产生诸多感慨。在“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盛行的岁月里出现的所谓“新生事物”，大多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生命力短暂、脆弱似乎是必然的事。
1、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就笔者所知，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的背景，除了上海制造的一个新名词——“赤脚医生”之外，就是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句话。在社会物质极不发达的中国社会，没有科学论证，仅凭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政治热情，采取运动式的手法，一轰而上，使某地若干天内实现合作医疗“一片红”。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超越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导致最终失败是难免的。
2、要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当时，合作医疗的监督管理体系是由贫下中农代表、革委会成员、医生、卫生员等组成的。从其构成成份看，外行参与管理，未免能管到点子上、未免会有好的管理措施。由于管理的乱，使有的人小病大看、吃好药；而有的人则大病小看、该用好药时给劣质药。社员们交一样多的钱，得不到同样的治疗和服务，看似公平中存在着不公平。这无疑会挫伤部分社员投资办医的积极性。由于缺少群众的支持，使合作医疗成为无源之水，最终关门停业是迟早的事。
3、挫伤了部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合作医疗兴办初期，为弥补农村医生严重之不足，曾将全县48个联合诊所计279人全部下放到大队医疗站。下放后，他们的工资、户粮关系均被取消，同农民一样记工分、分口粮。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影响了卫生队伍的稳定。
4、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医生。合作医疗兴办过程中，建立了邓县卫校，止1980年，先后为农村培训赤脚医生1500余名，解决了农村缺医问题。此外，各社、队都建立了卫生院、站，置备了大量的医药器材。这些都为以后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b������ �� �人,并参加劳动,如出厕所、出牛铺、起磨道、浇菜园、送粪、脱坯、担水、打扫卫生等大办好事计8000余件，代表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全县学“毛著”运动的深入开展。
正当全县学“毛著”群众运动借县学“毛著”积代会的东风，掀起学“毛著”新高潮的时候，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67年１月，上海掀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文革”内乱爆发。１月30日至31日,邓县县委机关“东方红”等组织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先后夺取了县委和县人委党、政、财、文大权，夺去各级党政大权之风遍及全县,此后,“打、砸、抢、抄、抓”事件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至此，中共邓县县委领导下的学“毛著”群众运动被迫中断。
六十年代前期邓县学“毛著”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各级机关工作革命化建设，使广大干部群众焕发出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亦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顺利开展。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就当时群众性学“毛著”过程而言，对当今学习和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讲,仍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其一,它提出了一个为何而学的问题。“为革命而学，为搞好工作而学，为改造思想而学。”只有明确了学习目的，才能自觉地专心地投入学习之中。其二，它提出了一个怎样学的问题。“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只有密切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才能真正提高学习的成效，达到学习的目的。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六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以大批判引路，全面清理阶级队伍，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时的邓县革委会在这场红色迷茫中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一场对农村医疗制度的革命。
1、兴起与发展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元庄公社油李大队闻风而动，几天之内，率先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所。贫下中农兴高彩烈步行40多里向县革委报喜。翌年4月，邓县革委会遵照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向全县发出《关于开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宣传发动，明确专人负责，成立专门办事机构。之后，县革委在县党代会上对实行合作医疗作出决议，各公社还组织起由革委会成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医生、卫生员、教师组成的３万多人的宣传队，深入饭场和田间地头，宣讲合作医疗的重大意义，使合作医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是年５月，彭桥公社钟楼大队成立了邓县第一个合作医疗站。医疗站成立那天，该公社举行了隆重的庆贺大会，南阳地区卫生局孙子系、邓县革委会赵兴金等到会祝贺。此后，赵集、十林公社相继办起医疗站，县革委分别在当地召开现场会，借以向全县推广。到同年７月，全县563个生产大队中，已有334个实行了合作医疗，占69.3％，偏远山区和医生较少地区实行几个大队联合办合作医疗。止1970年12月，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达543个，占96.4％。时，全县有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给农村卫生员或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一个带极左标记的称呼。首次出现于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它是江青一伙狠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战线”的产物。1985年１月卫生部门作出决定：不再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2629人，卫生员6361人，基本实现了公社有合作医疗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卫生站，生产队有卫生员。初步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２、经济来源：
（１）公社卫生院的经济来源是：1970年前，由地方财政供应；1971年至1980年间，由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分配拨款；1981年实行财政包干。
（２）大队合作医疗站的经济来源有４条渠道：一是生产大队投资；二是生产大队与生产队共同投资；三是生产队和社员共同投资；四是社员投资。合作医疗站初办时，广大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据资料记载，群众中有的腾房子，有的送家具，有的采集野生药物，有的献土单验方。有的小队一个上午就筹齐了合作医疗款，有的大队一天筹齐了合作医疗款。林扒公社姚李大队社员姚万来看到有些户钱一时不凑手，怕影响合作医疗站按期开诊，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200元钱交给卫生站。高集公社高集大队社员丁生芝把自己准备盖房子用的钱借给大队办合作医疗卫生站；中楼大队女社员高秀英听说办合作医疗，将自己卖一头猪的钱80元全部交给卫生站使用；该大队五保户柴金丛，按政策规定本不应该交钱，他把钱交到生产队，小队干部不收，又跑到大队卫生站，直到钱被收下后，才放心离开。
３、办医形式：
当时兴办合作医疗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生产大队单独办，二是社队联办，即生产大队将合作医疗资金的30％上缴公社卫生院，社员有病到公社卫生院看病住院不收费。
４、办医方法：
主要采取三土（土医、土单验方、土法上马）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办法，即发动群众利用农闲时间采集野生药物，动员群众自种药物，由县下达计划，集体种植药物。当时，涌现了张村公社崔坡大队从丸、散、膏、丹到针剂都能制作的制药典型；刁河公社十里铺大队在30亩苹果园里套种元胡等20多个药品的种药典型。上述两个典型的经验曾在全县推广。
５、管理方法：
为了加强对合作医疗的领导，各社、队都经贫下中农讨论，建立了由贫协代表、革委会成员、赤脚医生、卫生员等５－７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每个生产队建立领导小组，实行民主管理、经济公开的制度，要求帐目一月一公布、半年一结算；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广泛听取意见，改善服务态度，不断完善合作医疗管理制度。按照政策规定，凡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看病吃药，一是看病吃药不收费，二是看病吃药只收门诊费，三是只交药费成本的20％－30％；四是外出看病用药全报，或只报销药费的40％－60％。
此外，对急慢性病人和四类分子子女就医问题也作了规定。急重病人药费超过100元以上者，由大队管委会研究，交群众讨论，由大队卫生站解决一部分或全部。长期慢性病人吃药，可自费一半，确有因难者，经群众讨论，可适当照顾；慢性病急性发作，可享受合作医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子女要求参加合作医疗的，经群众讨论，政治进步、劳动态度好者可以吸收，但不能和贫下中农享受一样待遇。
６、赤脚医生的待遇：
主要有四种：一是享受本大队干部同等报酬；二是发固定工资（当时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正式医生月薪29元）；三是给予误工补助；四是半医半农。生产队卫生员一是给误工补助；二是补助固定工分。
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与衰落
在大动乱年代，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农村合作医疗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涌而上，遍及96％以上的社队。贫下中农意外地吃药不掏钱，过上了医疗“共产主义”。但由于准备不足，社会物质匮乏，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医生稀少，人们的思想觉悟低下等原因和管理上的缺陷，使得这一“新生事物”昙花一现，很快夭折。
１、滑坡：
1971年４月６日，邓县民政卫生局下发关于转发《新乡地革委文卫局关于部分县社队停办合作医疗的情况报告》的通知，指出我县部分社、队也有类似情况。要求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坚持合作医疗方向，排除干扰，警惕阶级敌人破坏，使合作医疗越办越好。但事与愿违，到1974年２月，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仅剩８％。从1970年底的96.4％到1974年初的８％，农村合作医疗从高潮迅速走向低谷，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人们所始料不及。为扭转这一局面，邓县卫生局在１９７４年２月关于《农村卫生革命和建设的意见》中说：对合作医疗“支持不支持,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也是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在办合作医疗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力争年底前有70％以上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75年普及的基础上巩固提高。”
2、办校：
1974年8月，为解决农村缺医的问题，县革委下发《关于训练赤脚医生的通知》，要求力争在四、五年内，将全县1800名赤脚医生队伍中的70％需培训的轮训一遍，时间一年，达到中专水平。要求各公社卫生院要采取跟班实习、短期培训等形式培训赤脚医生，也可与院校挂钩举办“红医班”。9月，邓县赤脚医生学校（1977年改为邓县卫生学校）建立。卫校从1974年到1980年，共举办20个班次，培训赤脚医生及乡村医生1562人，缓解了农村缺医的矛盾。
3、徘徊：
粉碎“四人帮”后，邓县合作医疗有所恢复。到1977年初，全县实行两级管理、三级防治的卫生院有刘集、十林两个公社，实行全疗的大队卫生站已恢复到127个。为加快合作医疗的恢复，邓县卫生局于1977年３月制订了当年《卫生革命规划》，计划1977年底，张村、彭桥、文渠、白牛、城郊、罗庄、夏集７个公社要实行两级管理、三级防治；实行全疗的大队卫生站要恢复到300个；培训赤脚医生750名。但是，在“两个凡是”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合作医疗院、站的恢复十分缓慢，原来计划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4、转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决定：从1979年元月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翌年３月，邓县卫生局召开公社卫生院工作重点转移座谈会，会议认为，要做好卫生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预防和治疗并重，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要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把全体医药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第二，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加强医药卫生事业机构的管理，在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各卫生院有权决定本单位的经费开支、设备购置、人员调配、考核奖惩。对各卫生单位的经费补助，要逐步改变单纯按工资额进行补助的办法，实行经济核算按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数量定额补助。要逐步实行任务、人员、数量、质量、时间的五定责任制。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奖金奖励。把办好卫生事业和完成任务，同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在奖罚制度方面，当时的王良公社卫生院和县中医院已探索了一些作法：对科室人员按基本工资定任务，实行超产奖。对行管、防疫人员实行讲评，分出一、二、三等进行奖励。在执行奖罚制度中，他们严格掌握六点：（１）奖励问题应以精神奖为主，适当给以物质奖，但必须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给以奖金奖励。（２）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作，只准加强，不能削弱。坚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对防疫、妇幼人员平均奖金不得少于科室人员奖金的平均数。（３）全院每月奖金不得超过业务总收入的14‰。（４）支书、院长、防疫组长、医疗组长、会计的发奖，要分别和县局政工组、业务组、财务、防疫站通气。（５）各卫生院要加强经济核算，经费要优先满足购药需要，加速资金周转，把应该收入的收入过来，要严格财经纪律，纠正财务混乱现象。（６）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掌握一切为了预防疾病、治疗疾病、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保障人民健康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三，要加快实现医学科学技术现代化，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座谈会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地方病防治方面。当时，疟疾是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影响生产最严重的地方传染病。为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对全县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共5835人进行了灭疟知识的培训。在三、四月份，对白落、张村、彭桥、孟楼、林扒、王良、都司、构林、刘集、杨营、桑庄等十一个公社584855人进行了休止期治疗，其中正规治疗的490175人，正规率为83.8％。其中的14个公社对有疟史的患者8352人进行了服药，其中正规服药的7779人，正规率为93％。在休止期治疗工作的同时，结合爱卫运动进行早春灭蚊和复发期现症病病人的管理。由于当年疟防工作抓的比较紧，行动的比较好，从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复发期的病人。截止当年6月底，全县共发生疟疾1071人，较1978年同期发病13321人下降91.9％，为了压低７、８、９三个月疟疾流行高峰季节，除管好现症病人外，从５月中旬开始，全县共加工药化食盐3485800斤，此项工作的开展，对疟疾的防治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年７月发疟661人，比1978年同期3867人下降82.4％。
在防治各种传染病的同时，还采取计划免疫的办法，来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1979年上半年，共完成７种生物制品441051人份，并有97.9％的大队建立了学龄前儿童预防接种卡片，并设专柜保管。使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脑菌苗接种后发病率只占27.16／十万，与地区其它县发病率31.2－483.8／十万相比，低４个百分点，在全区计划免疫检查评比中，邓县被评为第一名，荣获一等奖。
是年9至11月，为贯彻落实省革委《关于加强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意见》的精神，县革委责成卫生局组织力量，从9月26到11月30日，历时两个多月，对全县赤脚医生队伍进行了全面的考核整顿。时，全县有25个公社、537个大队，原有赤脚医生2854人，经考核调离出站的146人（其中清除27人，因医药知识太差，继续学习有困难、而改做其它工作的119人），少数卫生站规模较大，作为专职行管的25人。审定2721人（包括年老体弱、作为编外对待的老中医25人，新进待训的38人，正在县卫校学习的41人），其中发任用证书的1894人，占69.7％，发试用证书的827人，占30.4％。通过考核整顿，稳定了农村卫生队伍，提高了从业人员素质，改善了医疗作风和服务态度。考核整顿中，还恢复和巩固了部分合作医疗机构，仅十林公社就有17个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得以恢复和巩固。
邓县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和巩固，虽经各级、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但最终难以如愿。到1979年底，全县坚持合作医疗的大队卫生站只有10％、90％的合作医疗站改为大队卫生所，由大队投资、社员看病自己付款。1980年，全县542个大队，全部成立了大队卫生所。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医疗卫生革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几点思考
纵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使我们产生诸多感慨。在“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盛行的岁月里出现的所谓“新生事物”，大多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生命力短暂、脆弱似乎是必然的事。
1、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就笔者所知，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的背景，除了上海制造的一个新名词——“赤脚医生”之外，就是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句话。在社会物质极不发达的中国社会，没有科学论证，仅凭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政治热情，采取运动式的手法，一轰而上，使某地若干天内实现合作医疗“一片红”。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超越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导致最终失败是难免的。
2、要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当时，合作医疗的监督管理体系是由贫下中农代表、革委会成员、医生、卫生员等组成的。从其构成成份看，外行参与管理，未免能管到点子上、未免会有好的管理措施。由于管理的乱，使有的人小病大看、吃好药；而有的人则大病小看、该用好药时给劣质药。社员们交一样多的钱，得不到同样的治疗和服务，看似公平中存在着不公平。这无疑会挫伤部分社员投资办医的积极性。由于缺少群众的支持，使合作医疗成为无源之水，最终关门停业是迟早的事。
3、挫伤了部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合作医疗兴办初期，为弥补农村医生严重之不足，曾将全县48个联合诊所计279人全部下放到大队医疗站。下放后，他们的工资、户粮关系均被取消，同农民一样记工分、分口粮。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影响了卫生队伍的稳定。
4、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医生。合作医疗兴办过程中，建立了邓县卫校，止1980年，先后为农村培训赤脚医生1500余名，解决了农村缺医问题。此外，各社、队都建立了卫生院、站，置备了大量的医药器材。这些都为以后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b������ �� �人,并参加劳动,如出厕所、出牛铺、起磨道、浇菜园、送粪、脱坯、担水、打扫卫生等大办好事计8000余件，代表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全县学“毛著”运动的深入开展。
正当全县学“毛著”群众运动借县学“毛著”积代会的东风，掀起学“毛著”新高潮的时候，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67年１月，上海掀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文革”内乱爆发。１月30日至31日,邓县县委机关“东方红”等组织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先后夺取了县委和县人委党、政、财、文大权，夺去各级党政大权之风遍及全县,此后,“打、砸、抢、抄、抓”事件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至此，中共邓县县委领导下的学“毛著”群众运动被迫中断。
六十年代前期邓县学“毛著”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各级机关工作革命化建设，使广大干部群众焕发出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亦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顺利开展。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就当时群众性学“毛著”过程而言，对当今学习和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讲,仍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其一,它提出了一个为何而学的问题。“为革命而学，为搞好工作而学，为改造思想而学。”只有明确了学习目的，才能自觉地专心地投入学习之中。其二，它提出了一个怎样学的问题。“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只有密切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才能真正提高学习的成效，达到学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