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道才
（2014年4月）       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1957年9月至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开始由政治向经济、从局部向全局发展的开端和标志。受反右派斗争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对“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否定了党的八大确认的“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建设方针。全会讨论通过经过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在征求与会者意见之后，又做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首先提出了“跃进”的口号。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为发动“大跃进”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准备。
     11月至12月，河南省委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讨论和部署县级整风运动、贯彻落实“农业四十条”和农业“大跃进”。会后，全省农村迅速掀起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新高潮，揭开了河南“大跃进”的序幕。
省委一届二次会议后，南阳地委根据会议精神，确定南阳地区1958年农业的奋斗目标，即粮食亩产230斤，棉花亩产50斤。这些目标突破了全区农业发展“十年规划”的指标。10月31日至12月2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大规模的以兴修农田水利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12月18日至19日，地委、专署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通过了“两年全区实现水利化”的计划，提出1958年基本水利化，1959年扫尾，这一计划，突破了“十年规划”中水利建设确定的指标，明显脱离了南阳实际。
     1958年1月4日，地委在《1958年第一季度工作安排》中，要求全区坚决贯彻执行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一届二次会议精神。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以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农业四十条”为动力，制订好1958年度生产规划和五年、十年规划，为争取提前实现“十年规划”而奋斗。1月18日至20日，地委、专署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中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精神，组织南阳“大跃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振奋精神，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迅速掀起一个“大跃进”，提前超额完成“农业四十条”提出的粮食增产指标。
1月16日至18日，邓县县委召开二届二次会议，传达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总结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审议通过县委关于《农业发展40条规划（草案）》和《整党整社方案》等文件。会议决定在全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保证整党整风的全面胜利。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振奋精神，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各区、乡要提前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粮食增产指标。至此，“大跃进”运动在全县兴起。
     2月20日至26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中央、省、地委指示精神和县委关于《苦战三年，大干一春，为一年完成十年指标，四年跨过千斤县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提出“1958年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总产23亿斤，两年基本实现水利化，三年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电器化，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从根本上改变邓县面貌”的奋斗目标。3月26日，县委下发《邓县1958年—1962年全面发展规划》（修正草案）。修订《邓县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所定指标，提出粮食要“一年超过四、五、八”，1958年跨过长江，水利上1958年实现旱地水利化、坡地梯田化，二年实现水利机械化等目标。
     这些目标和美好图景，已经把“十年规划”抛到一边。不经科学论证，没有从邓县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力的现有水平出发，单凭政治热情和主观意志而制定的目标和理想，尽管其愿望是好的，但其目标却是脱离邓县实际的，人为地把“大跃进”推上快车道，导致浮夸风在全县的泛滥。
6月，省委召开一届九次（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部署全省的“大跃进”运动。会议对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错误批判，进而又扩及到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错误地认为他们己结成了“潘、杨、王反党联盟”①。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反“潘、杨、王”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彻底肃清其“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跃进再跃进。全会认为目前全省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年等于数千年”的大变革时期。会议提出：农业上苦战一年半，保证1959年实现“总产一千亿，亩产双千斤”；工业上，以发展钢铁工业为中心，保证1958年完成150万吨铁、30万至40万吨钢，1959年争取生产400万至500万吨铁、250万吨钢。全会号召全省人民要高举总路线的光辉旗帜，排除“右倾保守”思想的干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拼命苦干”，在全省掀起新的更大的跃进高潮。
━━━━━━━━━━━━━━
     ①  潘复生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任省委副秘书长。1958年6月以后，河南省错误开展批判所谓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右倾反党集团”事件。运动开展的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后在党中央督促下，河南省委于1962年分别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讲行平反。
根据省委部署，南阳地委在全区城乡迅速掀起揭发批判“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运动。7月30日，邓县
     县委下发《关于在全党、全民内迅速开展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大辩论大批判的初步意见》，指出运动在县委整风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要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上阵。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提高自己三个阶段，持续达半年之久。运动中，全县共批斗6027人，有307人被划为右倾分子，其中不少人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反“潘、杨、王”运动，不仅严重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勇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压力和恐右情绪，助长了“左”倾蛮干的急躁和狂热，直接把邓县的“大跃进”推向了峰头浪尖。
     二、“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随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省委一届二次全会精神在邓县的贯彻，以及批判“潘、杨、王”运动的持续开展，“大跃进”运动在邓县普遍展开。最早出现的是农业“大跃进”，继之各种“大办”争先恐后，高潮迭起。
第一是大办农业，主要围绕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轰轰烈烈地大搞农田水利工程、积肥、深翻土地和建设“丰产方”，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
大搞水利。1958年1月，县委根据省委和南阳地委的统一部署，制定《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的方案》，提出“苦干三个月，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把1957年冬季掀起的水利建设运动推向高潮。全县每天平均出动劳动力21余万人，集中在大大小小1万多处水利工地上日夜苦干，基本是乡乡有重点，社社有工程。这些工程主要有：新修小型水库2座，塘、堰、坝1000个，新打井机3000眼，普通水井19863眼，开挖沟、渠500条、蓄水池20237个、水柜8864个。4月22日，县委对水利化运动进行了总结。总结中这样记述了大办水利的壮观景象。“全县21万人民向征服大自然进军，上至七旬以上老人，下至妇女儿童，甚至拐子、瞎子，他们也以英雄豪迈的动人气派参加到运动的行列。他们要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荒岗变富坡、洼地变米川的理想，以工具当刀枪，以工地当战场，以水旱灾害为敌人，进行不分昼夜、不惧严寒的忘我劳动。”提出了“为了实现水利化，少活十年也不怕”，“要以万里长征、武松打虎、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征服自然”等豪言壮语。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县共完成水井20494眼，塘、堰、坝及其它蓄水工程6015处，增加灌溉面积141万亩，使灌溉面积扩大到249.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3.3%。同时完成除涝排水沟、台田、涵洞3945处，效益面积达24.5万亩，完成改造谷坊、鱼鳞塘、梯田697处，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6.3万亩。在声势浩大的水利化运动中，林扒区以灌溉面积达96%率先实现了水利化，在全县获得第一。还涌现出了无数动人事迹，裴营、林扒、彭桥三个区有940对夫妻争先进、830个兄弟争模范、669个父子互相竞赛、230个姑娘比高低。厚坡区芦嘴等五个乡有56个不出门的“秀阁姑娘”打破常规，坚持32天不下工地；构林乡有7个瞎子参加推水车、3个瘫子给别人领小孩。
     1958年9月，县委为落实贯彻省、地委关于“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的指示，确保     1959年实现亩产粮食3000斤、每人4000斤的要求，制定《邓县1958年冬至1959年春继续大力开展水利建设的初步规划》（草案），提出向更高级水利化进军的奋斗目标：山区丘陵地区积极兴办大型水库，新修傅岗、姜湾2座大型水库，禹山、孔楼等12座中型水库，罗庄、十林、彭桥、构林等30座小型水库，塘、堰、坝11000处，达到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平原开展河网化运动，进行湍河、刁河、严陵河、赵河等易涝地区的流域治理，形成以湍、刁、严、赵总干渠为纲，中小支流按等高线开挖的新河为补充，五级防预的河网化体系。治理河道总长5100公里。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县委决定抽调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0%计18.3万多人，吃住在工地，日夜奋战，参加水利工程建设，要求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还提出了“我们以百倍雄心，万分的勇气，冲天的干劲，高举红旗，乘胜前进，大干150天，蓄尽天上雨，挖尽地下泉，拦蓄河道水，达到山丘库塘梯田化、平原河网化，彻底根除水旱灾害”的豪言壮语，把水利化建设又一次推向高潮。
     大办水利，因盲目上马，建设战线太长，加之一些水库选址不当、设计跟不上，致使多数水库半途而废，未能修成，造成很大浪费。但这次水利化运动中，也建成了刘山、张沟、何冲、孔楼、半坡等大、中、小型水库，修复了湍惠渠、工农渠、跃进渠等渠道，改变了邓县几千年无大、中型水库的历史，大大提高了全县的水利调节能力和抵御旱涝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些水库和渠道至今还发挥着重大作用，为邓县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搞积肥、深翻土地和“丰产方”建设。1957年冬，在农村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的同时，大规模的积肥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全县共出动近8万人从事积肥活动，在以后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全县共打猪圈64000多个，新修茅池近20000个、厕所近40000个。随着粮食亩产指标的不断提高，县委对积肥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由亩施4000斤上升到亩施4万斤，有些地方甚至要求亩施10万斤肥。为了完成这些难以实现的积肥任务，全县各地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如换墙土、挖河泥等。最具代表性的积肥方法是县委提出的“人有厕所，猪（羊）有圈”。在养猪羊方面，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猪（羊），反对资本主义猪（羊）”的口号。在《苦战三年、放手发动群众、乘风破浪、兼程迈进、大干一春，为一年完成十年指标、四年跨过长江而奋斗》一文中，规划1958年全县养猪达到40万头，其中养社会主义猪15万头；养羊60万只，其中养社会主义羊20万只。主张农业社办养猪羊场，集体饲养，限制农户饲养。这项政策在农村的推行，导致大办养猪羊场的热潮迅速掀起。一些地方靠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行把农户的猪羊集中到社办饲养场。据统计，从1957年11月至1958年5月，全县共积肥1.41亿车，平均每亩施肥2万斤左右。这一数字，显然有浮夸的成份。集体养猪羊虽然有扩大肥源、便于管理、改善农村卫生环境的好处，但打击了农户养猪羊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养猪羊场受防疫技术、管理经验和饲料来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大量生猪羊死亡的现象，致使生猪羊存栏量迅速减少。
     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量。在“大跃进”的背景下，邓县对深翻土地不讲科学、乱提口号，脱离实际只讲干劲。1958年春节过后，白牛乡在深翻土地中，共搭工棚3861个，夜点汽灯1651盏，插红旗1869面，架设喇叭200多支。他们提出了“昼夜不停搞深翻，百万卫星冲上天，要在全国当第一，争取毛主席来看看”的口号。王良店乡也提出了“脚踏地球手摸天，气吞山河驯自然，瞬息一跃三万里，20年任务一天完。革命英雄气冲天，排山倒海除万难，千军万马奔田野，大干一春超江南”的口号。
1958年，全县夏播面积190多万亩，其中深翻土地达到19万多亩。玉米、绿豆地深翻在一尺左右，红薯地在二尺以上，试验田在三尺以上。1958年7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地委的部署，在开展批判“潘、杨、王”的基础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秋季大丰收，为完成粮食14.5亿斤，棉花3000万斤，油料2340万斤而奋斗”的任务，要求想尽千方百计，创造玉米单产5000斤，稻谷单产1万斤，红薯单产20万斤，皮棉单产2000斤的高额丰产纪录。还提出“苦战一百天，保证粮、棉、油产量翻两番”的口号。从此，深翻土地、创办高额丰产试验田作为提高粮、棉、油产量的主要措施，在全县强力推行。土地深翻一定深度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受“土地大翻身，黄土变成金”等口号的影响和误导，人们错误地认为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把中央提倡的1.5尺标准，不断加码到3尺、5尺，甚至8尺。成群结队的人围在一块地里搞深翻，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由于耕地翻得过深，破坏了土壤结构，将熟土翻到下面，生土翻到上面，不仅没有达到增产的目的，反而造成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
在当时农业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的人们把农业增产的措施寄托在建设“丰产方”上。“丰产方”的建设最初来源于干部搞试验田的工作方法。1958年1月，县委下发《关于干部普遍试验田的决定》，《决定》指出，领导干部普遍培养试验田，对促进农业大跃进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要求从县委委员到社干部，每人至少试验两种作物，面积在两亩以上。3月，南阳专署一位领导深人西峡县深山区检查指导工作，对西坪区委学习湖北省光化县领导“大跃进”所采取的干部搞试验田的工作方法进行了总结，以《促进全面大跃进，实现亩产一千三——中共西坪区委在新形势下采用新的领导方法》为题，在《南阳报》上发表。文章发表之后，邓县区、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仿效，干部搞试验田的做法在全县快速推行。
     干部搞试验田的领导方法，有利于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有利于领导了解下情，指导工作．这种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但在1958年搞干部试验田则是为了迎合“大跃进”的形势，为着创造高额丰产“卫星”而提倡的，一开始就带有浮夸的成份。据1958年8月2日《邓县工作汇报》中记载，时全县“参加搞试验田的有25987人，试验田2万多亩。”1958年夏初，小麦获得了大丰收。为了证实“大跃进”的成果，小麦可能有的产量被盲目地拔高。虚估的产量多是首先从干部试验田里判断出来的，而后逐步扩大，以至出现亩产达到500斤至800斤的社90个，1000斤至6500斤的高额丰产方3891亩等虚夸数字。这些估判出的产量，被不加分析地盲目相信之后，引发了粮食征购工作上的高征购和农业生产上的狂热蛮干，还招来外省来邓纷纷参观。
在农业大跃进的过程中，邓县提出了“鼓足干劲、乘胜前进，实干、苦干、拼命干，争取实现粮食千斤县；样样出卫星、处处有模范，跃进再跃进，红旗挥全县”的口号，1958年夏秋两季，邓县高额丰产典型与高额丰产卫星不断，先后放出了12颗高额丰产卫星。十林乡金光农业社小麦亩产1261斤；都司乡岁营农业社小河刘生产队1.49亩小麦，平均亩产6541斤，“卫星”重量居全县第二；白落堰乡北店农业社1.2亩棉花，亩产籽棉3850斤；王集乡前张营村1.2亩芝麻，平均亩产827斤；十林乡红专大学1.13亩玉米，平均亩产9419斤。
     都司乡岁营社小河刘生产队1.49亩小麦亩产6541斤的“卫星”是这样诞生的。据史料记载，1958年6月底岁营社召开各生产队长会议，要求自报小麦产量，并确定以亩产五千斤为起报点。在浮夸风盛行的形势下，队长们只能硬着头皮，依次高报产量，小河刘生产队长最后一个报告产量，被叠加到六千多斤，因而受到表扬。7月2日，都司乡将产量情况上报县里，引起县委的高度重视。3日，县委和县人委委派4名干部到该队数次丈量土地，鉴定产量，并分别召开收割运打、过称、保管和社员座谈会。4日，县委又派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丰鸣到该社、队祝贺，并通过社、队干部和有关人员的座谈、访问，进一步核实产量、面积等情况。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检查核实人员明知是假，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基层干部一起弄虚作假，炮制典型。10日，县委以《对都司乡岁营社小河刘生产队，一亩四分九厘地亩产小麦6451斤的调查报告》为题下发了文件，并报送地委、专署。14日，县委以《劳动人民志气高、农业卫星飞云霄》——邓县都司乡岁营社一亩四分九厘小麦亩产6541斤的高额丰产经验为题下发文件。并明确提出已报送地委、省委、中央。17日，新华社郑州分社电讯上报。1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以《邓县岁营社亩产6541斤》为题进行了报道。不久，社、队干部分别到郑州、北京参加劳模表彰会。
     小河刘粮食高产“卫星”的放出，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县的关注。195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出席河南省委财经工作会议。会后，他在河南省副省长齐文俭的陪同下，到南阳和邓县考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情况。23日上午，李先念在省、地领导的陪同下，到邓县视察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情况。这是李先念同志第三次踏上邓县的土地。1932年，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时，红11师政委李先念率部从邓南经过；1946年7月，中原军区突围时，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部从邓北经过，所部与邓县当地民团进行了三次团、连规模的战斗。李先念在听取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汇报后，就如何办好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等作出指示。当日下午，到王良店公社唐坡大队，实地察看了棉花丰产田的情况。该公社党委书记郑德恒详细介绍了棉花生产措施和棉田管理经验。随后，李先念到田间察看了棉桃的数量和棉花生长的高度。望着丰收在望的棉花丰产田，李先念高兴地说：“棉花生长得不错”。但他认为后期管理得不很好，便对陪同的县委副书记王振田说：“明年，你们要把棉花搞得更好些好不好？要争取全县棉花都长得像丰产田的棉花一样”。流露出对农业大搞“丰产方”和“卫星示范田”的疑虑。临走时，大队支书唐家乙代表唐坡群众，把一窝重约5斤的红薯送给李先念。
     为大搞“丰产方”和所谓的“卫星指挥田”，全县动用了除大办钢铁之外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却丢下大片的土地无人种植。某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大搞“丰产方”提高亩产，可以保证农业增产，不需要再扩大种植面积，就能满足粮食总产量指标。劳力集中和盲目追求单产这两方面原因，导致农业种植面积缩小，粮食总产量锐减，加之高征购叠加因素，致使后来出现严重饥荒的局面。
大力开展技术革命。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有伟大的意义，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在毛泽东讲话鼓舞下，全县广大农村掀起工具改革的热潮。
随着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土地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工作量不断加大，劳动力明显不足，对工具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日趋强烈。
4月，邓县召开由2000多人参加的技术改革大会，总结先进经验，掀起了“人人献计、个个献策，比创造发明”的技术革命高潮。县里提出“苦战两个月，实现三化（提水工具自动化、耕作农具全部改良化、运输车辆滚珠轴承化）”的口号。技术革命竞赛活动开展后，全县各地积极行动，炮制典型，虚报数字。桑庄区三天三夜赶制双筒气压水车、脚水车6200部，实现了水利半机械化；井井塘塘安装提水工具，全区24万亩耕地，五天即可浇灌一遍。当地群众还编唱了“小扁担，弯又弯，鼓足干劲把水担。小车子，疾速转，渠道流水自由翻。决心大，干劲欢，不怕天旱龙叫唤。只要实干加苦干，人力定能胜过天”的歌谣。张村铁业社苦战一个月，自制元车3部、铣车1部，手摇钻1部、罗丝机1部，自己把自己武装为半机械化。他们仿制的小钢磨，每盘每日可磨面粉2500斤，工效提高16倍。城关修配厂创制的十六片红薯切片机，每台每天可切红薯十六万到二十万公斤。构林创制的七腿密植自动播种耧，效率提高一倍以上。其间，全县先后建立滚珠轴承厂23个；构林乡韩营社15个生产队，队队会生产钢珠。到7月底，全县创、仿、改制新产品共443种，推广59万多件。其中提水工具61种25000多件，耕作工具184种23000多件，运输工具15种29000多件，农副产品加工工具15种11000多件，其它工具29种21000多件。这些工具的发明和推广，大大的节省了劳畜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可节省劳畜力5400多万个。轴承的制造和在运输工具上的应用，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一场突击运动开展，在许多工具上盲目安装轴承，结果事与愿违，效果不佳，造成很大浪费。
     第二是大办工业，主要表现为乱上工业建设项目。由于管理权限下放过快过多，没有注意搞好综合平衡，使一些项目上马失去控制，造成工业盲目发展。1958年，邓县在“以钢为纲”方针指导下，面向农村，依靠群众，全民动手、白手起家，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大办工业。全县厂矿在1957年61个的基础上发展到467个，职工由2157人急增至42000多人。其中，冶金工业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新建10座、职工2000多人；机械工业由1957年13个增加到17个，职工2700多人；新发展煤炭工业一个，职工479人；建筑器材工业由1957年的11个发展到59个，职工5500人多人；新建食品工业157个，职工4100多人；其它工业由1957年37个增加到467个。大批集体所有制工业、手工业企业纷纷升级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猛增至42000多人。195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2733万元，比1957年增长335%。
第三是大办卫生，主要表现为盲目要求彻底“消灭四害”。1958年1月23日，南阳地委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在1958年内，新野、内乡两县和南阳市基本实现“四无”县和“四无”市，其他县的城关镇要基本实现“四无”城。《指示》发出后，邓县建立除“四害”领导机构，组织突击队，书记挂帅，全民动员，迅速掀起以消灭蝇、蚊、鼠、雀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2月22日，县委下发《苦战三年，放手发动群众，乘风破浪，大干一春，为一年完成十年指标、四年跨过长江而奋斗》文件，要求在1958年内全县成为“五无”县（无鼠、无雀、无蚊、无蝇、无臭虫）；所有集镇和区、乡、社的所有村，上半年必须提前实现“五无”“十净”（室内净、院落净、街道净、厕所净、粪坑净、灶具净、锅台净、猪羊牛铺净、环境巷道净、衣服床被净）。为实现上述目标，县里召开了约7万人参加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誓师大会，在全县掀起了捕老鼠、捉麻雀、灭蚊蝇热潮，还出现了众多捕鼠、捉雀、灭蚊蝇“典型”。到7月底，全县基本实现“四无”与“七改良”，取得“空前未有的巨大成绩”。汲滩乡杨油坊社全社实现了村无麻雀、屋无鼠，做到了“十无”（厕所无蛆蝇、暗处无蚊虫、床底无灰尘、巷道无垃圾、路旁无杂草、宅院无碎石、村内无污水、井台无泥巴），“五有”（户户有痰盂、人人有蝇拍、妇女有节育计划、户户有卫生公约、家家有出勤计划），“六化”（村村马路化、墙壁美术化、窗子对开化、公共卫生制度化、个人卫生习惯化），“四院”（有医院、妇产院、幸福院、幼儿院），“四净”（天天净、处处净、人人净、样样净）。讲究卫生，消灭鼠害，减少疾病，是一项长期的全民工程，在生产力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采取短期突击，人海战术，期盼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只能事于愿违。
     第四是大办教育，主要表现为突出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1958年3月，县人委根据南阳专署《河南省南阳专区文化教育事业大跃进规划（草案）》、《河南省南阳专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学校教育事业大跃进规划（草案）》，制定《邓县1958年教育事业跃进规划》。当时，全县的文化教育事业与1949年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56年底，全县有小学123所，在校学生99732名；中学17所，在校学生4293人；简易师范2所，在校学生381人。此外，还有扫盲班、识字班，主要解决成人教育问题。县委、县政府认为，这种情况不能适应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满足不了飞跃前进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为了迅速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扫除社会主义飞跃前进的障碍，促使技术革命的迅速到来，“要坚决响应省、地委提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年计划、两年完成’的伟大号召，决心于1958年‘五一’前全县普及中小学教育，‘七一’前扫除全县文盲”。
     为了完成这一跃进指标，县委和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要求全党动员，深入宣传，克服保守，短期突破。二是集中力量，发挥潜力，群众办学，全民办学。三是勤工俭学，因陋就简，采取各种形式办学。四是公立支援民办，老校辅导新校，学校上工地、工地办学校。经过紧锣密鼓的突击，到1958年7月底，全县小学急增至768所，在校学生达12.3万多人；中学增加到138所，在校学生1.4万多人；脱盲25.2万多人，占文盲总人数的91.3%。“从山区到平原，星罗棋布地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学校网”，基本上达到乡乡有初中，社社有小学，使劳动人民的子弟都有受到初中、小学教育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年人成为有文化的人。
     在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的过程中，农民大学、红专大学“已在全县风起云涌、乡乡社社普遍开花”。到1958年7月12日，全县已建立干部红专大学174所，在校学员9400多人；农民大学232所，在校学员2.5万多人；工学院109所，在校学员5700多人；农学院180所，在校学员2.3万多人；马列学院56所，在校学员1300多人；师范学院31所，在校学员1100多人；医学院11所，在校学员400多人；戏剧学院24所，在校学员1000多人。此后，随着大办钢铁，还涌现了钢铁学院。这些教育“大跃进”严重超越了当时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不顾最起码的办学条件，违背教育规律，一哄而起，一呼百应，师资力量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除此之外，大办商业、大办科技、大办体育、大办民兵师纷纷兴起，接二连三地投入到“大跃进”的热潮之中，各项事业处于“沸腾”状态。
     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在全县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工业生产“大跃进”也迅速拉开帷幕。
在1958年“大跃进”中，中央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认为只要有了钢，就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于是把钢铁比作“元帅”，说它一升“帐”，其他生产和各项事业都跟着上去，称之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4月下旬，南阳地委在内乡县马山口召开第一次钢铁生产会议，确定在全区建立中小型炼铁炉500座，要求当年生产钢铁13万吨，力争达到15万吨。提出了“专、县、乡、社齐动手，发动全民炼钢铁，以土炉为基础，以中小型高炉为核心，中、小、土相结合，有节奏的发展钢铁冶炼工业”的方针。在落实此项工作过程中，邓县因没有资源，缺少技术人员而行动迟缓。到7月下旬，县委才建立钢铁生产办公室；各乡、社亦建立了钢铁生产办公室和专业小组。从此，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县兴起。邓县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全力保钢；二是大搞群众运动，特别是开展“小土群”（小高炉、土法上马、群众运动）的土法炼铁运动；三是不断增加投资，各行各业无条件支持配合。
     8月15日，南阳地区组织钢铁评比检查，结果邓县排名倒数第一，受到地委的批评。在这种形势下，县委痛下决心，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把钢铁生产作为各级党委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提出“走出平原去远征，山川河岸扎大营，翻尽山上土，淘完河里沙，向高山要矿石，向大河要铁沙，用满腔热血引出钢铁堆如山，把帝国主义野心狼永远埋起来”的宏伟口号，很多青少年还用写血书、发誓言等形式，向党表决心，愿为钢铁献青春。为调节炼铁原料，南阳地委于8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协作炼铁问题。把全区划分为三个协作区：新野县、唐河县、桐柏县、泌阳县为一个协作区，由桐柏县委召集；镇平县、南召县、方城县、南阳县、南阳市为一个协作区，由南召县委召集；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邓县为一个协作区，由内乡县委召集。
8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发出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8月28日夜，南阳地委召开各县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贯彻中央扩大会议精神，重新布置钢铁生产任务。会议明确规定，从9月到12月的4个月当中，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是大搞钢铁生产，特别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大员齐上阵。并决定在桐柏县成立桐柏县、唐河县、南阳县、邓县、镇平县五县联合指挥部，组织五县民工在桐柏山大炼钢铁。8月30日，由桐柏县委第一书记孙立均主持，在桐柏县召开五县协作会议，对桐柏山矿区进行划分。五县6万多名民工按军事编制汇集桐柏县大炼钢铁。地委为加强领导，成立五县协作区党委和指挥部，地委委员戴月魁任党委书记，副专员管振任指挥长。邓县先后动员15万劳动力和大批财力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远征军”，到480多华里以外的平顶山运燃料，100多华里以外的桐柏山运矿石。没有冶炼设备，就用砖石和黄泥糊土炉子，没有鼓风设备就自己动手做木风箱、土鼓风机；没有焦炭用煤炼，暂时没有煤就烧木炭。为了解决炼钢燃料问题，就发动群众滥伐成材林木，拆毁民房，把大量的林木、房木和家具烧成木炭，作为炼钢燃料用来炼钢。同时，强迫收缴民间铁器家具和铁锅、供销社的铁器商品回炉炼铁，充填数量。9月21日，县委下发文件，提出要进一步鼓足干劲，解放思想，“大干苦干拼命干，为日产200—300吨铁而奋斗”。决定在25日组织第二次大突击，要求当天日产生铁200吨。还提出了“山上扎大营，冶炼厂内搭工棚，苦干苦钻研，突破技术生产关，让铁水流全县，年底超2万吨，大干、苦干、拼命干，为日产200—300吨铁而奋斗”的行动口号。此后至10月底，邓县虽连放生铁“卫星”，浮夸到极至，但与全区其他县相比，仍然落后。11月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天气寒冷，土炉无法建造，用来炼铁的原料业已浪费殆尽，加之农业生产任务艰巨，南阳地委决定留下10多万人集中在桐柏、南阳市、南召县三个所谓的炼铁基地进行小高炉建设，大规模的群众炼铁运动逐渐停止。到年底，邓县除在桐柏建立的冶炼基地外，在县内先后建立冶炼工地28个，建造各种土冶炉子4654个，炼钢炉458个，制造风力工具5649个，炼出钢102.7吨，铁1562吨。据事后了解，所谓炼出的铁多为原铁制品烧化后结成的块子，真正炼出的铁却很少；当时统计的炼铁数字，几乎全部是石头块子，根本无法使用。由于盲目上马，缺少冶炼技术，温度达不到要求，加之设备落后、原料严重缺乏，所炼钢铁质次量少，造成劳民伤财，人力、物力浪费很大，半年后，在经济调整中，所有土炉全部停产。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大炼钢铁，直接和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全县青壮劳动力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全民炼铁，原料极其缺乏。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致使桐柏山、伏牛山中一大片、一大片的原始林木被砍伐殆尽，留下的是残桩和荒山，加剧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带来了长期后患。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和其他有铁制器件的家具，诸如门板的钉子、门鼻儿，木箱上的锁具等用做炼铁原料。到最后，砸家具、拆门板、掘棺木，以作大炼钢铁燃料所用。用小高炉、土高炉炼铁，成本高得惊人。在当时一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100元左右，小高炉和土高炉则高达300元左右，而国家的调拨价才15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国家从1958年9月1日起将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每吨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令人痛惜的是，炼出来的钢铁相当一部分质量很差，很难加工和利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其次是使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急剧膨胀，加重了财政支出和商品粮供应的负担，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再次是严重冲击和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由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大办”，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抽走，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支援大炼钢铁，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丰产的秋季农作物因无人收获而大量烂在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轻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品种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给全县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它与1959年的持续“跃进”直接导致了1960年和1961年的人民群众因食物短缺，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灾害的发生。但它毕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的失误，是前进中的曲折。在这场运动中，邓县人民热情高、干劲大，在生产和建设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时期上马的一些企业、兴办的一些学校，经过1962年的调整，部分地保留并巩固下来，为邓县的工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