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4年6月)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涵着朴素而丰富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继承和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极为丰富,有许多千古流传的警世名言。从“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民本思想的经典性表述。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概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但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又有实质上的区别,它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民”在这里已经不是一种安抚的对象,而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把“民”视为“本”不是出于维护执政地位的权宜之计,而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民本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升华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这集中体现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可以说,以人为本使民本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
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讲究中庸的民族,和合思想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是共生、中和、和谐有序,“合”,是合作、结合、优势互补。和合思想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对社会发展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的朴素揭示。古人所谓“商契能合五教”、“物必有合”、“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天地合而万物生”等,都是和合思想的一些代表性表述。和合思想构成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化底蕴。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强调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强调要建立和谐世界,这些都渗透着“和合”的哲学义理,体现着“和合”的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把和合思想贯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之中,又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其最著名的哲学命题就是“天人合一”。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普遍性共识就是人与天地万物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即古人所言“天人一物”、“天人相合”等。它以朴素的辩证思想初步揭示了人与自然界存在着同一性的道理。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文化传承关系来说,无疑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升华,体现了对生态平衡与和谐的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发展观,摒弃了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和封建意识形态的解释,强调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阐明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人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互利共生、永续发展,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能动把握。
三、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提升到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指导,对人的存在、价值和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认识,以及由此而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感。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基本的范畴,也是文化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和科学诠释人的价值,把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中国化。人文精神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人文科学启蒙下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一种理性认识,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明确提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的科学命题,指出人作为活动的主体能够“生产社会”、“创造环境”,阐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给予的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中国化。就形式而言,“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概括。从内容来看,科学发展观阐发的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一系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观点和论断,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当代中国得以深化和具体化。
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赋予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反对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摒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揭露其狭隘性、虚伪性和非现实性,创立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使之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坚持,最根本的就是提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以人为本的“人”理解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把以人为本的“本”看作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区别于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又赋予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坚持在实践中表现为人文关怀,这主要就是在坚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当代中国具有更加完善的实践形态。
科学发展观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指明了践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现实途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且指明了践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现实途径。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辅相成、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实践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历史进程。
四、科学发展观为建构科学发展的制度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制度文化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制度和准则。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密切相关,是观念文化的转化形态和制度载体。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文化,传递着科学发展的文化理念,为建构科学的制度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学发展观彰显战略文化,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供了科学指导。一般认为,战略文化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联珠”。古人朴素的整体论融会于科学发展观中,使其富含和彰显战略文化。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属于制度性框架,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都要基于这一基本框架。五位一体的框架设计反映了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文化理念重要的制度化成果。
科学发展观整合价值观念,为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和机制提供了根本依据。科学发展观作为观念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根本取向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凡是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因而从根本上也是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就要坚持,反之就要摒弃。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对价值观念的整合。通过整合达到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认同,进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化建设的根本依据。这种制度化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经济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统一,是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统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统一。评价体系是科学发展观价值取向的制度化形式,是衡量各项工作的尺度。机制是具有操作性、制约性、保障性的具体制度,如决策机制、执行机制、考核机制等,同样要以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为依据,为保障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服务。
科学发展观指导行为模式,为规范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从政行为提供了正确导向。行为模式属于制度化范畴,是一种非正式化的制度文化形态,受精神文化的指导和制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全社会的行为模式都应当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但更主要的则是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模式,这是由其特殊社会角色决定的。科学发展观对从政行为模式的指导,集中表现为要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政绩观实质上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政绩文化,影响以至决定着从政行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从政行为模式,就是从政的一切行为都规范在为民造福之中,目的是为民,工作是求实,作风是清廉。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违背的。只有当科学发展观的文化理念真正融入思想,内化为信念,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从政行为模式才会成为一种理性的自觉。
作者简介:
薛义定,市委副秘书长、党史研究室主任。2008年调入本室任职至今,先后组织编撰了《中共邓州市历史》(第二卷)征求意见稿、送审稿,主编了《解读邓州》、《执政实录》、《政务实录》等书。
唐道才,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1991年调入本室至今,先后参与编撰了《中共邓州市历史》、《中共邓州市历史大事记》、《穰原星火》、《邓州党史》、《辉煌十五年》、《中共邓州市历史》(第二卷)送审稿、《解读邓州》、《执政实录》,为《渠首沧桑耀京宛》、《南阳红色资源集粹》、《河山不容践踏》等38部书籍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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