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祖籍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①，该村现有习氏宗亲310户1300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因连年战乱和旱灾，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肩挑一双儿女，与妻子张氏一起逃荒要饭，最后落户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和村习家庄。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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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恩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休息时谈到了河南。他说：“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是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
2011年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河南代表团讲话时说：“我的祖居地，是在南阳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在我曾祖父时，逃荒要饭，离开河南到了陕西。当时就是吃不饱饭，光绪年间逃荒出来的。我本人的祖籍寻根还是应该去南阳邓县。”
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中共中央的战略部暑，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和林伯渠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五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十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枸，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1988年4月，习仲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二、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是严师又是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忱勉励，给了习仲勋同志“无穷的力量”。从1935年10月始，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13个年头里，“作为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之一”的习仲勋同志， “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岁月”。特别是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了习仲勋等同志受奖和毛主席题词的重要新闻，并刊发了社论。习仲勋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题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1943年春天，习仲勋任职的关中分区扩大了地区面积，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出现了社会稳定，干部团结，群众拥护的局面。此时，他接到了去绥德新区任书记的调令。这个新区的面积比较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一些中央机关干部住在那里。他开头还有点留旧情绪，但毛泽东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便有针对性地鼓励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又是一种锻炼。”习仲勋听后豁然开朗，消除了留旧情绪，兴高采烈地奔赴新区。
1945年冬，中央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调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从自己的经历和本身情况考虑，向毛泽东表示：“我长期在地方上工作，没有领导机关工作的经验，恐怕难以胜任”。 毛泽东鼓励他说：“正是因为你在下面工作，没有在上面干过，所以才调你到上面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会动脑筋了，就得去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
毛主席的鼓励给习仲勋增加了力量和勇气。习仲勋到任后，全力协助彭德怀取得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在广阔的五省进行了土改，创造性地解决西北民族问题。
1952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局，加强中央机关的力量，毛泽东提议调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习仲勋觉得和自己的经历不相称，向中央提出意见。毛泽东给习仲勋讲了一个富有寓义的故事。毛主席说：蛇，这东西奇形怪状，无脚无手，行迹无声，样子很可怕；但有人把它捉住后，先从观察它的结构，摸索它的特性，了解它的要求，慢慢找到了它的生活规律，就训练它，最终把它拿到手里玩，缠到脖子上耍，表演给人看，不但不可怕，而且很驯服。习仲勋悟性高而且聪敏，听了毛泽东的故事后，立即表态说：主席，我懂，回去就上班。
三、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追寻习仲勋同志的革命足迹，我们看到，无论是从照金到南梁，还是从关中到绥德，他始终都是群众心里无比爱戴的“仲勋同志”。1945年，党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人选之时，毛主席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既是毛主席对年轻的“仲勋同志”的肯定和表扬，更是饱含革命情谊的勉励和鼓舞！历史的脚步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做“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实践考量和现实意义一刻也没有过时。
“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始终走在群众中。纵观习仲勋同志的一生，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特别是他和农民朋友间几十年如一日的真挚情谊，今天依然令我们心向往之。习仲勋同志反对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和“老爷”，他说，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我们“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正正的。”习仲勋同志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心中牵挂最多的是群众的冷暖。
《正宁文史资料选辑》有一则“乌鸦告状”的故事，是流传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1940年冬的一天，一位悲痛欲绝的老太太向正在下乡检查工作，时任关中分区专员的习仲勋同志哭诉道： “我儿子被人害了，是一只乌鸦给我报的信，是它引我来报官的。”乌鸦的鸣叫声固然只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但在善良的农民眼里那是乌鸦在提醒着她赶快去找分区的专员习仲勋同志诉说冤屈。由此可以看出，习仲勋已走入群众心里，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等问题都能在他那里找到解决的答案。
1942年12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封锁，战胜自然灾害带来的物质困难，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在边区开展全面大生产运动。为迅速推进大生产运动，习仲勋同志带头深入群众。在郝家桥村，他了解到该村通过精耕细作、选择优良品种、提高单产等办法，农业获得丰收，生活好于其他地方，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幸福，正在为1943年春耕作着准备。他敏锐地意识到，郝家桥的办法就是大生产的典型经验。此后，“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在绥德地区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1959年6月，习仲勋同志带队到河南长葛进行蹲点调查。就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干部作风等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形象地指出， “一个工分只合8厘，干一天活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劳动力还不如一只母鸡，干一天活还不如一个鸡蛋值钱多。”长葛调查区别于今天太多的“唯数字论”调查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鲜活的调查，是受到群众真心欢迎和积极参与的调查。
1978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第一年里就走了23个县，此后足迹遍布南粤大地。正是在这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和田间地头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上，才有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先行一步”。
四、“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正式平反。而在此之前的1978年4月，习仲勋就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主持工作，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潮头。他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后又被推选兼任省长。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作出决策，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怎样利用毗邻港澳，又有着众多的海外华侨的有利条件来发展广东，就成为习仲勋最为关心的事。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封锁的广东，经济衰退，经常发生人员外流现象，造成深圳宝安一带大量土地荒芜。有一次，习仲勋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工外流，冲击边防线。风波停息后，他感触很深：香港80%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国内却不行？他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外流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
带着这个迫切的要求，习仲勋率先向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起冲击。1979年4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给地方更多优惠政策，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在临近港澳地区搞拆船工业，解决钢材供应问题；允许广东在香港设办事处，以加强和港澳的联系；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广东必要的权力等等。习仲勋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还说，如果给广东更多的自主权，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习仲勋的建议不仅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应大胆试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中央第50号文件正式决定：将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地设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广州和湛江，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搞特区建设，光有政策还不行，还必须解放思想。1980年夏，习仲勋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研究决定，由副省长黄静波和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带队，让各地委书记前往香港、澳门参观访问。出发时他亲自布置任务，重申纪律，指导考察活动。这次外出的同志不少是广东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在香港待过。30多年后旧地重游，发现香港的变化很大，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超级市场上除了能见到广州的“豆豉鲮鱼”外，再看不到别的广东商品。新会橙1港元可买10只，而美国的金山橙（新奇士）却要10港元买1只。大家节衣缩食出口的生猪根本无人问津，只能贱卖给工厂炼油。这一发现令参观者大吃一惊！大家纷纷表示回去之后要放开手脚，大干快上，真正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后，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几年的时间，广东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深圳速度”等一系列经济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
五、情系家乡
乡音难忘。1959年冬，河南省曲剧团编剧马力前先生到北京参加曲剧《风雪配》、《红楼梦》的汇报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观众的普遍称赞。对来自家乡剧团的汇报节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自始至终认真地观看，热情评价剧中人物的唱词唱腔。演出结束后，习仲勋副总理又安排人员在宾馆举行了招待晚宴，慰问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并亲自出席致词，充分肯定演职人员的辛勤努力和演出效果。在自由发言和敬酒中，一位原籍陕南的剧作家首先起立为习仲勋副总理敬酒，说：“习副总理，我是陕西×县人，请允许我以老乡的名义给你敬杯酒。”在场的马力前先生是河南邓县张村马庄人，知道习仲勋副总理的老家习营村和马庄是近邻，年轻的马先生毫不迟疑地站起来说：“要说老乡，我和习副总理是最近的老乡，请让我先给习副总理敬杯酒。”习副总理听后认真地问马力前先生：“你是哪里人？”马先生答说：“是邓县冠军店（旧时冠军店较为出名，一般邓县城西一带的人都说是冠军店的）马庄人，离习营只有十多里地。”习副总理端详着马力前先生，说：“一听你这声音，就知道你这老乡不假，你的声音和我小时候听老人们的家乡话差不多。我虽然生在陕西，但我祖籍是邓县，我爷那一辈因为生活困难逃荒到了陕西富平，邓县是我的老家，我是听着家乡话长大的。中，我先和这位老乡喝。”说罢，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197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正在邓县电信局报话班值班的周振铎收到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电报是从洛阳发给邓县县委、县革委的，其内容是“我叫习仲勋，我老家是邓县的，我想回去看看，你们是否同意？请回电。习仲勋。”接到电报，县革委研究同意习仲勋同志回家探亲，并为之做了准备。但由于“文革”仍在继续，诸多因素使习仲勋的探亲梦未能成行。以后的岁月里，习仲勋始终没有忘记邓州，没有忘记家乡。
关注家乡。1979年秋，邓州籍的刘怀金同志在广东韶关炮兵部队服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同志到韶关检查工作，入住招待所，陪同习书记检查工作的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知道刘怀金同志和习书记是河南同乡，就约请刘到招待所和习书记同桌就餐。就餐前，习书记仔细地询问家乡邓县的人文风情，刘怀金搜肠刮肚，尽最大的努力向习书记描述就他所知道的位于县城西南角的贾状元读书处、位于县城中心的福胜寺塔和北宋名臣范仲淹讲学并写出《岳阳楼记》的花洲书院，听着刘怀金对家乡情况的介绍，习仲勋书记仿佛回到了故乡，满怀深情地说：“看来咱们是真老乡，可惜我对老家的情况了解不太多，多年来没时间回去看看，请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你喝几杯酒，心后有空了找我，咱们多叙叙。”
邓州籍十林乡吕桥村的吕继端，1979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分配到广东工人报社工作。习仲勋书记在广东工作时参加一次全省规模的大会，在了解参加会议人员的报到情况时，看到有邓县籍吕继端的名字，就向工作人员交代“难得见到邓县老乡，见个面。”在会议期闻专门抽出时间和吕见了面。习书记向吕详细了解了家乡的情况及吕所知道的习书记祖父原居住地的地形、河道、道路、农民收入等情况，深有感触地说：“在洛阳时想回老家看看，一直没有机会。”“还是家乡好啊！”
1986年5月15日至21日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邓县（1988年改称邓州市）作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代表参加了会议。时任邓县县委书记殷文欣（后任南阳市工商局局长）每当回忆其参加会议的时情景，都激动不已。因为在那次会议上他见到了祖籍邓州、时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
殷文欣回忆说，当时的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的会期有6天，从5月15日到21日。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等中央领导来到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厅会场会见了参加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当天的会议由习仲勋主持。在会议开始前，习仲勋问：“河南邓县谁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回答说：“我。”习仲勋问：“你担任什么职务？” 殷文欣回答：“县委书记”。接着习老说：“你们的信访工作搞得很好啊。”我回答说：“做好信访工作是我们的责任”。习仲勋满意的点点头。殷文欣说，因没有思想准备，当听到习老问“河南邓县谁来了”时，感到很惊奇，但立马就镇定了，简洁的回答了习老的提问。殷文欣还说当时他站起来回答习老提问时，引来了与会的其他代表都向他这边看，真有点儿热血沸腾，浑身充满着自豪和喜悦。
他说他坐下后，问了身边同到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斌臣，“我回答的咋样？”，李斌臣说：“很好，就是说的少了点，应该多汇报点，还应该说请习书记回你们邓县家乡去看看。”殷文欣说，太紧张了。
支持家乡。1976年6月10日，邓县革委会决定，由宣传部牵头，指定邓县建筑公司改造翻新邓县人民剧院。
邓县人民剧院始建于1952年冬，30多个春秋已破烂不堪。人们在听会议报告或观看文艺演出时，屋顶不时落掉瓦片和泥块杂物，对观众人身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剧院翻新从拆迁到土建工程进展比较顺利，仅3个月时间，墙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进入封顶阶段，钢材难题无法解决，经过准确计算最少还缺6吨钢材，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更不利的是严寒冬季即将来临，冬天零下温度强行施工是严重违反建筑程序，建筑质量没有保证。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派建筑公司经理习正义、习相斋之孙习良钦到洛阳找习仲勋求援钢材。
时，习仲勋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劳动改造。名誉上为副厂长，实际上受人监视，无职无权。在如此艰难情况下，习仲勋并无推诿，迅速向厂里反映情况，争取支持。几天后，厂办公室转厂长指示说：“最近厂里钢材货源供应不太充足，生产任务也比较紧张，习厂长交待钢材任务后，经厂部领导研究，只能给你们邓县解决4吨钢材，以后货源充足再说吧，价格是每吨367块，你们到厂部财务处办理交款手续，开出提货证，让矿山厂安排汽车将钢材送到邓县。”当天下午习正义、习良钦两位同志到厂财务处办理了钢材交款和出库手续。钢材难题的解决，保证剧院工程正常进行，翌年5月，新建的人民剧院投入使用，一度成为邓州的标志性建筑。
1984年，河南中医学院教授赵清理基于对“医圣”张仲景的敬仰情结，思谋在南阳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这一想法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与支持。供职于河南日报社的江涛（邓州市人），专程回到南阳，向南阳地委书记宋国臣谈了赵教授的办学想法，后南阳地区纪委书记韩天经（邓州市罗庄镇人）到郑州开会，赵清理当面向他作了更详细的汇报。韩天经向宋国臣和南阳行署专员张洪华汇报后，南阳地委、南阳行署经过认真研究，同意办学。
同年10月，赵清理教授回到南阳，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之事，制定了办学方案，与宋国臣书记进行了详细商谈。之后赵清理专程到北京，向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女，邓州市构林镇人）作了汇报，杨蕴玉表示赞同。赵清理又向习仲勋汇报，受到了习仲勋秘书曹志斌和儿子习远平的接见，赵清理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的设想，以及杨蕴玉副部长的意见，向曹志斌和习远平详细作了汇报。
1985年1月8日南阳地委、行署成立张仲景国医大学筹备委员会，由南阳地委副书记李金明、赵清理、南阳市（县级市）市长孙兰卿负责，即日开始办公。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了《关于创立张仲景国医大学的报告》。报告上报的第三天，赵清理再一次赶往北京，面见习仲勋。习仲勋很高兴地说。这是件好事情，我已得知，一定支持，具体事你和远平、志斌说，该办的事情一定要办好。赵清理从习仲勋家出来后，就找习远平、曹志斌商量名誉校长一事。后经习仲勋出面，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为张仲景国医大学的名誉校长。
1985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政函1985(31)号》批复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同意“以社会力量办学性质，先举办专科层次待条件成熟后再举办本科层次”建立张仲景国医大学。接到批复，南阳地委、行政公署决定2月6日在南阳举行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赵清理遂致电习远平，请他出面邀请北京相关部门派人前来南阳出席会议。习远平很重视，于1985年2月3日抵达郑州同赵清理见面。又在电话中向河南省委书记刘杰作了汇报。刘杰书记对此事也很重视，指示届时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侯志英、副省长胡廷积代表省委、省政府赴南阳参加成立大会。同时，他安排以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名义，邀请国家教委、卫生部派人参加成立会议。习远平在郑州同赵清理及赵清理儿子赵安业商量，自己用“习远平”名字不合适，以繁体字“習”上边的“羽”和下边的“白”分开使用作为化名“白羽”。
1985年2月6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在南阳地委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校长朱学范的代表白羽（习远平），全国政协副主席、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校长董其武的代表董都祥，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习远平本人还应邀担任张仲景国医大学的顾问，同时担任顾问的还有郭长宇（国家教委组织部部长）、杜永斌（中联部七处处长）、邵文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光华（河南省副省长）、李金明等。
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张仲景国医大学顺利创建，并于1985年９月16日正式开学，共招专修、专科、少年班三个班学生360名。